[36]参见贺剑：《合同解除异议制度研究》，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3期。
他只是让读者能够隐隐约约地看到新标签后面的旧标签，看到所谓新概念后面的旧概念。这些三历程、三部曲、三模式的理论，当然也是古史研究，甚至还可以说是人类学研究的理论。
这类问题严重影响了苏秉琦社会演进理论的准确表达和有效传播，有必要加以辨析和澄清。史前时代大部分处于原始社会阶段，但史前史不等于原始社会史。进一步对中国学术界的不少创新进行检视，可以发现，许多学者甚至都没有对相关领域进行过学术史摸底，甚至没有对自己所要破旧的理论包括概念进行过全面了解，甚至根本都没有读过相关的原著，便一知半解地自说自话，进行理论或者概念创新。直到现在，考古学家所发现的足以作为文明起源研究对象的遗址其实还十分有限，良渚、石家河、宝墩、芦山峁、石峁、陶寺、二里头，等等，有限的遗址零零星星地散布在各处，这与满天星斗几乎数量上无限的比喻，简直有天壤之别。从以上8条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关于古文化之古其意谓何，关于这一古字与原始和史前的关系，是很难准确指出来的。
国家形成的三模式——北方原生型、中原次生型、北方草原续生型。当然，为谨慎计，在涉及这一提法的著作权时，还是应该分辨清楚。这种新的理论阐释的态度更加直率和自信。
1990年至2014年间，全国人大对最高人民法院年度工作报告的表决赞成率处于低位，该时期也正是法院工作出现问题较多的时期。任何一项制度产生于中国自身实践的优秀制度，在对其加以长期坚持的同时，还需要从理论上不断加以深化论证以使其更加自洽。印成文件或整版整版登在报纸上，也基本没人看。例如，1979年《法院组织法》的制定过程便是如此，由最高人民法院负责起草初稿。
与其他表决方式相比，电子表决投票更加客观、真实。他指出：叶剑英委员长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闭幕词中说：‘为了保证法制的执行，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司法战线……我们必须调集足够数量的优秀干部充实司法部门。
[48]两会结束后，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亲自主持专题会议，就审议结果和会议期间搜集的代表委员意见建议进行梳理。早期工作报告文本的文字朴实明快，晚近以来则不断增加抒情文字，例如深入田间地头，察民情、讲法理，用真情化解矛盾，让群众切身感受到社会主义司法的关怀和温暖等表述。全国人大代表的总人数为2900多名，获得一半以上的赞成票应非难事，故而表决时通常波澜不惊，少有人对此特别关注。[13]同注12，第350－352页。
有人口头上虽然不讲反对，而是认为可有可无，这是换个说法，实际上也是不赞成。作为立法机关，人大一再强调中国立法的本质是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张泽涛：法院向人大汇报工作与司法权的行政化，《法学评论》2002年第6期，第18－23页。对这几个字的解释就是：当指导者指导之，当联系者联系之。
[43] 上述想法与媒体的诉求不谋而合。但1957年后形势陡然一变，先是反右斗争中法院独立进行审判的宪法原则被指斥为‘以法抗党‘向党闹独立性，进行了错误的批判。
1997年全国人大表决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赞成率跌至新低后，次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便出台了《关于人民法院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监督的若干意见》，强调各级法院要采取各种形式，开辟多种渠道，自觉自动地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严格依法办事，维护司法公正，完成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审判任务。[38]显然，合理划分国家权力，加强对一府两院的监督，并从机构体制上加以落实，是全国人大必须做的大事。
[45]1990年，全国人大使用电子表决器对最高人民法院年度工作报告进行表决，结果反对、弃权的票数逐渐增多，根据学者的统计，在1999年至2008年间，最高人民法院年度工作报告在全国人大表决时的赞成率基本都不到80%，一些年份甚至只有70%出头，而同期政府工作报告的赞成率一直维持在97%以上。[3]法院向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制度于是逐渐从政治话题、舆论话题转变为一个现今已在学界受到不少关注的重要学术话题。……大到整体框架、各部分的篇幅分配，小到一个词的添加删除，都经过数十次锤炼。[19]为扭转这一局面，1952年中央决定开展声势浩大的司法改革运动，对旧司法人员以及旧司法理念进行清理。面对这种变化，人大会场厚重的大门拉开了一条缝隙。摘要: 法院向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的做法是一项富有中国特色的政法制度。
（一）变化悄然而至 到了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司法改革运动及反右运动，彻底清洗了旧的司法理念在新中国的存在，党的领导、服务大局、司法为民等新的话语逐渐成了法律界的不二信条。
[39]参见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21页。[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页。
也因此，《人民日报》在本世纪初时还刊发了一些全国人大代表的呼吁：代表在审议报告时，一定要根据人民的利益和委托，大胆反映人民的呼声和意见，决不能把很严肃的代表大会当作漫谈会、座谈会。1983年之前，受委托者经常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的前一天才将法律草案送来，并希望能在该次会议上通过，这就造成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充足的时间认真审议该法律草案。
[45]参见李祖兴：进一步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政治学研究》1986年第4期，第37页。[11]显然，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看来，对谁报告工作并非一件小事。作者简介：侯欣一，法学博士，天津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1957年，全国人大提出了一个健全人大的方案，希望人大运行能够尽快规范，制度能够尽快定型。
其司法行政由上级司法部领导。人大的工作情况，要作综合或专题报告。
当然，被委托者需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进行沟通和讨论，最后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此外，在1963年第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向大会报告工作。
[26]围绕八二宪法之制定的讨论长达两年之久，非常认真、慎重。保障法院依法从事审判工作。
谢小剑：人大审议司法机关工作报告的实证研究，《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4期，第117－129页。万里委员长在1988年4月曾尝试对此进行回答。注释: [1]目前学界对中国政法制度存在着狭义和广义两种不同的解释。[17]各地对此办法的掌握尺度不一，以至于新法院中旧法人员所占的比重较高。
为适应时代的变化，中共十八大以来，以提高司法能力为中心的司法改革工作成了重中之重。在一段时间里，全国人大开会的过程较为封闭，民众只能借助新华社的通稿或电视中的统一画面对会议的进程略知一二。
然而，当时由于各种原因，先前的那种做法便直接延续了下来。全国人大代表分组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年度工作报告时，许多代表要么无话可说，出现冷场，要么仅关注与自己有关的诉讼案件或者本部门、本地区的情况，与他们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发言之踊跃形成了较大的反差。
与此同时，有关司法腐败的负面新闻也不时见诸报端，引发了民众对司法状况的担忧。[47]例如，讲成就实事求是，摆问题不遮不掩：代表委员热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载《人民法院报》2006年3月14日，第3版。
